在分析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原因时,分析人士提出了诸多论断:
很少有人批评德国国防军的作战素养,也几乎无人质疑德国情报机构的出色能力。
德国总参谋部第三处——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IIIb情报科(Abteilung IIIb)”,在战争初期便成为情报领域各类新兴手段的引领者。
瓦尔特·尼古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事情报负责人。/照片由本人修复,图片来自公开来源
当时的德国情报机构在间谍战中表现极为活跃,其麾下最知名的特工瓦尔特·尼古拉与玛塔·哈里,更是成为极具传奇色彩的标志性人物。
人们甚至普遍认为,俄国革命的爆发与俄国退出一战,同样是柏林情报人员暗中运作的结果。
但即便情报机构倾尽全力,也未能挽救德国在多线作战中的败局。正如丘吉尔所言,德国士兵如同雄狮一般,与整个世界浴血奋战。
这场战争最终以耻辱的《凡尔赛条约》落下帷幕,德国的军事机器被剥夺了所有核心力量。
根据《凡尔赛条约》的一项关键条款,德国被禁止设立总参谋部,尤其严禁组建集中统一的情报机构。
一战期间,她因战时为敌方从事间谍活动,被法国法院判处枪决。/照片由本人修复,图片来自公开来源
协约国始终无法原谅德国在秘密战线给己方带来的一系列重大挫败,决意彻底铲除德国在该领域的竞争威胁。
常言道,情报界从无“前特工”之说,这群德国情报军官皆是当之无愧的顶尖专业人才,也是矢志不渝的德国爱国者。
他们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成功,德国代表成功说服协约国,德国本国同样需要设立反间谍机构,尤其是在海军与陆军局势动荡、左翼政党(特别是)势力不断壮大的背景下。
1919年末,德国国防部悄然竖起一面暗战旗帜——全新情报分析机关正式诞生,代号阿勃维尔(Abwehr)。这个名字本就带着刀锋之意:反击、御敌、卷土重来。
右侧:威廉·弗朗茨·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纳粹德国军事情报与反间谍机构阿勃维尔负责人。
第二位候选人则是职业情报军官奥斯卡·冯·尼德迈尔,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都更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1921—1927年德国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本图由本人制作,照片经修复,来自公开来源/
颇具象征意义的是,最终执掌这支新机构的是弗里德里希·根普少校,他曾是德皇时期情报主管瓦尔特·尼古拉的副手。
尼古拉本人在协约国情报机构的强力施压下被迫退休,且被禁止在国家机关任职,但他仍竭尽所能,为自己的助手与忠实门生提供指导。
日后令人生畏的阿勃维尔,初创时只是国防部下属的一间小型办公机构,编制仅有3名现役军官,辅以7名与数名技术职员。
按照官方表述,阿勃维尔成员在国防军中履行反间谍职能,而未被载入官方文件与简报的核心任务,是搜集能够助力德国未来复兴的各类情报。
至1921年,各独立情报部门完成结构性整合,阿勃维尔正式成为德国国防部下辖的完整职能部门。
但彼时的德国国力极度衰弱,国内社会矛盾尖锐,以法国为例,其国内将阿勃维尔视作一个爱国社团,认为其成员只会空谈议论、自我陶醉。
一战胜利带来的狂喜令协约国志得意满,20世纪20年代中期,阿勃维尔在协约国的默许之下扩充编制,开展秘密活动。
在协约国看来,昔日的德意志帝国、如今的魏玛共和国,理应成为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扩散的可靠屏障,同时制衡对几乎所有邻国都抱有领土野心的波兰。
巴黎与伦敦方面也认为,其他斯拉夫国家也开始不合时宜地宣扬自身的欧洲战略野心。
情报人员有时会获取具备双重价值的情报,例如在法国,他们成功策反了一家为未来马奇诺防线供应混凝土的企业主。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工业巨头内部均设有专属情报部门,且必须依照指令向阿勃维尔特工共享情报。
诸多《凡尔赛条约》明令禁止的军事物资,均由阿勃维尔特工在第三国采购,尤其是与德国长期保持特殊关系的阿根廷;
柏林。蒂尔皮茨乌费尔大街。阿勃维尔总部曾设于此楼。/照片由本人修复,图片来自公开来源
改组后,阿勃维尔在柏林蒂尔皮茨乌费尔大街拥有了专属办公大楼,并设立了阿勃维尔第一处地方分局,该局名义上负责情报通报,实际承担对外情报搜集工作。
这些分局均设立在大型港口城市或边境城市,清晰体现出阿勃维尔的情报关注方向。
阿勃维尔第一处的初期工作,主要是招募外国海员,联络邻国边境地区的亲德社会阶层。
技术保障工作由阿勃维尔第二处负责,该部门承担无线电截获、密码运用及密码分析任务。
反间谍行动、与外国情报机构的双面特工周旋、向敌对组织安插己方人员,以及在军队内部打击敌视德国政权的政治对手。
阿勃维尔首次真正的实力考验,是与波兰第二共和国情报机构埃克斯波齐图尔展开的情报对抗。
在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三大帝国相继崩塌、独立的波兰重新出现在欧洲版图后,波兰领导层莫名认定,本国肩负着成为东欧主导强国的使命,并向本国情报机构下达了相应的指令。
短时间内,波兰与苏俄展开了惨烈的战争,夺取了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地区,从资产阶级立陶宛手中抢占维尔纽斯省,击溃东普鲁士民兵组织,并占领了部分德意志传统领土。
尽管彼时已是20世纪,波兰此举的核心动机,无疑是曾经压制波兰的俄国与德国,当时均陷入了极度困顿的境地。
苏联宣传人员常将波兰称作“协约国的看门狗”,但问题在于,波兰的行事作风极具侵略性,以至于协约国高层开始认真反思《凡尔赛条约》中限制德国军队的相关条款是否合理,尤其是禁止德国拥有远洋舰队与重型武器的条款。
波兰政客在公开演讲中将波罗的海称为“波兰之海”,一有机会便对德国发出战争威胁,而彼时的德国根本无力应对战争。
波兰情报机构在成立初期便展现出极高的行动效率,例如波兰驻伯尔尼大使馆武官兹比舍克·奥尔达科夫斯基于1920年9月,就向波兰总参谋部第二处传回绝密情报:
用列宁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俄国放弃了“踏着白色波兰的尸体向德国挺进”的计划。
波兰也因此得以在即将召开的里加和谈中,提出近乎任意的条件,这份情报对波兰领导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波兰针对德国阿勃维尔乃至整个德国的情报对抗,在初期也取得了颇为顺利的进展。
众所周知,德国国防军早在1926年就列装了“恩尼格玛”密码机,该设备可实现高效的通信加密传输。
德国国防部曾认为,借助恩尼格玛密码机加密的通信内容无法被破译,而这最终被证明是一个危险的误判。
至20世纪30年代初,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商用版本已落入全球各国相关情报机构手中,但唯有波兰埃克斯波齐图尔的密码部门,成功邀请顶尖科学家参与研究,并最终破解了该密码机的加密算法。
依照他们的技术方案,波兰AVA公司制造出17台该型德国密码机样机及相关零部件。
后来英国情报机构将恩尼格玛密码机的破解成果据为己有,波兰的数学家与密码学家则被世人彻底遗忘。
破解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秘密的波兰数学家。/本图由原作者本人制作,照片来自公开来源/
战前的波兰情报部门取得了重大突破,不仅获取了恩尼格玛密码机的详细技术资料,还在1938年研制出名为“炸弹”的专用破译机。
1939年7月,欧洲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波兰政府向英国与法国移交了两台“炸弹”破译机。
波兰埃克斯波齐图尔情报机构也拥有自己的英雄与秘密战线杰出人物,波兰总参谋部第二处军官、骑兵上尉耶日·索索夫斯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这位骑兵上尉在波兰国内本就以风流倜傥闻名,抵达柏林后,他轻易结识了多位女性并发展出恋情。
他从自己的情人中组建起一支高效的特工小组,小组成员甚至包括德国国防部的女性职员。
借助特工贝妮塔·冯·法尔肯海恩、伊雷妮·冯·耶内、雷娜特·冯·纳茨默尔的协助,耶日·索索夫斯基获取了大量绝密文件,其中包括德国国防军入侵波兰的作战计划。
1935年2月16日,德国人民法院判处贝妮塔与雷娜特死刑,判处伊雷妮终身监禁。
波兰情报机构在对抗阿勃维尔的行动中屡屡得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德国的艰难处境。
德国国防军人数被严格限制在10万人以内,而波兰军队一旦完成动员,兵力规模可达百万之众。
两国情报机构也存在着类似的实力差距,但德国人逐步缩小了这一对己不利的差距,阿勃维尔在波兰境内的行动规模也日益扩大。
生活在波兰境内的几乎所有少数民族,都主动表示愿意为德国与阿勃维尔提供协助。
波兰激进民族主义秉持着“波兰只有波兰人”的极端理念,拒不承认境内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存在。
所有少数民族都被强行划归为波兰族,甚至包括莱姆科人、卡舒布人、波莫尔人、鲁辛人等多个斯拉夫族群。
这些弱小民族对兰沙文主义恨之入骨,德军入侵后,盖世太保轻易就在这些族群中招募到大批支持者。
他们对德国抱有极度轻视的态度,同时对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波莫瑞地区以及但泽市提出了赤裸裸的领土要求。
阿勃维尔格外关注自西蒙·彼得留拉部队被布尔什维克击溃后,定居在波兰境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以下为前阿勃维尔柏林地区部门负责人埃尔温·施托尔茨上校1945年5月29日的审讯笔录:
为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反波破坏行动,我们招募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彼得留拉军队上校、白俄移民叶夫根尼·科诺瓦列茨。
通过他在波兰、西乌克兰地区实施、破坏活动,部分地区还发动了小规模暴动。
1938年初,我亲自接到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指示,将现有乌克兰民族主义情报人员直接转为针对苏联开展工作。”
他的组织总部设在布拉格,正是在这座捷克首都,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ОУН)开始组建,该组织将成为民族主义政党战斗团体的合法外围机构。
整个过程都在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严密监督下进行,他们对科诺瓦列茨寄予厚望。
科诺瓦列茨不仅与阿勃维尔合作,还与盖世太保特工保持联系,此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还在纳粹党总部派驻了观察员。
冲锋队指挥官恩斯特·罗姆本人对科诺瓦列茨十分青睐,并承诺协助其训练武装人员。
从1928年起的十年间,乌克兰军事组织在波兰境内实施了60多起破坏与。
除阿勃维尔外,立陶宛特工机关也向乌克兰人提供了援助——波兰曾夺取维尔纽斯,与立陶宛结下深仇。
波兰国防军以铁血手段乌克兰民族主义,仅在30年代,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相关的案件就判处了14人死刑。
科诺瓦列茨被苏联特工机关暗杀,行动由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于1938年5月组织实施;
证据局(Эвиденцбюро)——奥匈帝国军事情报局,负责搜集军事与政治情报,并开展反情报工作。
如今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活动,世人几乎已全部知晓。
奥匈帝国情报机构“证据局”利用被俄罗斯占领的加利西亚部分民众,对抗俄国占领军。
从职业、地下工作者科诺瓦列茨中校,到当时只是利沃夫普通大学生的斯捷潘·班杰拉。
波兰人针对少数民族的不当举措,无异于主动引诱阿勃维尔利用乌克兰势力,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不久,阿勃维尔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的接触便走上了务实、系统化的轨道。
“一切顺利。1933年的良好开端为我们的解放运动提供了条件,让它一天天发展壮大。
时间检验了我们与德国人的友谊与合作,也证明,尽管多次受到与波兰人达成谅解的诱惑,我们仍选择了唯一正确的方向。”
德国在战前波兰制造混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阿勃维尔日后利用民族势力的决策。
在与苏联特工机关即将到来的秘密战争中,阿勃维尔也决定倚重这部分情报力量。
正是阿勃维尔掌控了德苏之间所有武器与军事装备的供应,此举既是为保障内部安全,也为对其他国家保密。
众所周知,1930年以前,协约国监督委员会驻留德国,严密监督《凡尔赛和约》的执行情况。
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情报部门内部就已发生重大变革,欧洲各大情报机关均未察觉,也许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局除外。
直到1932年,阿勃维尔内部仍不断爆发丑闻,与海军情报部门冲突不断,还时常与柏林当局产生矛盾。
由于阿勃维尔人员多选自前总参谋部及“IIIb”情报处军官,这支军队特工机关的政治立场,远比魏玛共和国官方政策偏右。
他成功平息了部门间冲突,以“调停者”与特定意识形态捍卫者的身份,载入德国秘密机关史册。
魏玛共和国曾向军队派遣军事顾问,这些陆军军官同时也是专业情报人员,而这条渠道的价值远超预期。
在罗马尼亚,情报人员乌尔卢齐亚诺长期为德国军事情报局效力,从罗马尼亚陆军部获取极具价值的文件。
1927年,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职业军官、上尉卡尔·诺瓦克——一个赌徒兼花花公子,被阿勃维尔策反。
这种情况没能持续太久,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把装有的公文包忘在了布拉格机场。
阿勃维尔的难题在于:在苏联境内,无论是影响力代理人还是官员,都无法策反。
战前,阿勃维尔极力联络位于巴黎、柏林、贝尔格莱德、君士坦丁堡的白俄移民中心。
但在这一圈子里,阿勃维尔很难找到可用之人,因为英法情报机构早已在此深耕。
加之苏联特工机关此前的一系列成功行动,让这些移民组织的活动基本化为乌有。
散居世界各地的白俄移民处境窘迫,俄侨群体常常成为阿勃维尔情报人员的利用目标。
从我多次上门以及他的情报内容来看——很多情报都是俄文报刊杂志的剪报和照片,多斯托瓦洛夫很擅长汇总俄文专业资料中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阿勃维尔与苏联特工机关的关系从友好合作、盟友关系,一直到彻底敌对。
在签订被称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莫斯科条约后,双方联系恢复,甚至开展过联合行动。
德国驻苏联大使维尔纳·冯·德·舒伦堡曾多次在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提及此事,甚至在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期间也提出过。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红军情报总局能获得第一手情报,在德国社会各阶层都安插有特工,而阿勃维尔根本没有可与之相比的资本。
从德国向苏维埃俄国供应飞机、内燃机车和潜艇用柴油发动机,为苏联军舰供应亨克尔起飞弹射器及其他诸多装备。
这一合作由阿勃维尔牵头推进,负责人之一正是奥斯卡·冯·尼德迈尔,他在40年代是反希特勒密谋及地下组织“黑色乐团”的核心人物。
1923至1935年间,他每年都访问苏联,与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会面,多次到访菲利军事工厂、喀山坦克学校、利佩茨克航空学校,以及生产化学武器的秘密设施“托姆卡”。
那里还试验了毒剂在炮兵、航空兵中的应用方法,以及染毒地域的消毒器材与消毒手段。
威廉·弗朗茨·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纳粹德国军事情报与反情报局阿勃维尔局长。
卡纳里斯上任后,该机构政治地位提升、人员编制扩大,阿勃维尔大幅加强特种作战行动,同时拓展活动范围,由此与保安处、盖世太保形成平级竞争。
在卡纳里斯任内,组建了“罗韦利亚”特种小组,负责对潜在敌国领土进行定期航空摄影。
由此,二战爆发前德国已掌握英国、法国、波兰、比利时、南斯拉夫、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精确地图。
在战略要地直布罗陀海峡与英吉利海峡,均部署了设备,对每一艘过往船只进行拍摄记录。
军事情报局(阿勃维尔)的壮大打破了他们在德国内部行动的垄断权,一场真正毫不留情的幕后角力就此展开。
例如,1935年保安处特工在蒂尔皮茨乌费尔大街的阿勃维尔大楼秘密安装,却很快就被阿勃维尔技术部门发现。
卡纳里斯在情报界素有外交家之称,巧妙维护本部门利益,但任何手段都无法化解军事情报局与秘密警察之间的固有对立。
他选拔人员不看所谓头型血统,只看专业能力,这一立场让盖世太保与保安处都极为愤怒。
在潜在敌人的浅近后方开展破坏与袭扰行动方面,该机构已拥有一系列成功战例与成熟经验。
德国境内设有一整套专门学校,为军事情报局培养专业人才,因此阿勃维尔不存在人员短缺问题。
关于阿勃维尔在二战期间的行动,详见下篇:《阿勃维尔:第三帝国的盾与剑》(下)
随着战争的临近,波兰为了安全起见和继续破译所需资源已越来越无法满足需求,决定和法英分享破译恩尼格码的成果,利用英法的巨大资源来继续进行破译。 波方将破译的全部成果交由法方,但后来由于法国的沦陷,破译工作全部由英国接手。 在英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破译,因为此时的军用恩尼格码,早已不是波兰破译时间段内的简单商用机了。 战时,特别是德国海军的恩尼格码是最为复杂和难破译的,除了通常定期变换的起始字母组外,另增加了一月一换的替换字母表,给破译增加到了几乎不可能的难度…… 恩尼格码本身的特点就是不怕机器被对手缴获,即使拥有的机器,也无从下手。 在英国由图灵主导设计的“炸弹”机,就是筛选无数的可能,找出可能需要的那部分,再由人工判别,图灵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之父。 “炸弹机”最后生产了数百台,由专门电厂提供电力,以提高筛选速度……这些是波方做不到的,也是波方分享破译成功的目的之一。 波方对破译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正确的破译思路,让英方没有走不必要的弯路,同时提供了自己摸索出来的许多破译原始设备和部分破译家。
参考阅读信息 波兰第二共和国总参谋部第二厅(即译文里的“埃克斯波齐图尔”)的结局可概括为: 1939年波兰沦陷后机构瓦解,人员与职能分流为流亡、地下、投盟三条主线,战后被新政权彻底改组,其历史遗产在密码战与现代波兰情报体系中延续。 一、1939年:沦陷与瓦解(核心转折点) - 有序销毁与撤离:华沙投降前,二处核心档案多被销毁;但比得哥什分局的档案因撤离失误被德军缴获,导致大批潜伏特工暴露并遭处决。 - 机构解体:随着德、苏瓜分波兰,二处作为波兰官方情报机构的地位不复存在,人员分散至不同战线。 二、二战期间:三线. 西方流亡线(伦敦) 随波兰迁至英国,重建情报部门,继续为盟军提供对德、对苏情报,深度参与西线密码合作与战略侦察。 2. 国内地下线(波兰本土) 残部并入“祖国军”等抵抗组织,组建地下情报网,开展侦察、破坏与反间谍行动,为盟军传递东线德军动态,人员伤亡惨重。 3. 密码战投盟线(关键贡献) 二处下属密码局的核心团队携带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核心技术与破译成果,于1939年转至法国,后赴英国布莱切利园,成为盟军破解恩尼格玛的基石,直接影响大西洋海战与欧洲战局。 三、战后:清算、改组与遗产 - 苏占区清算:1944年后,苏联扶持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权视二处为“旧政权残余”,对其成员展开清洗,部分人被捕、流放,或转入地下。 - 正式改组:1945年,新政权成立国家安全部(UB),取代二处的职能,标志着“埃克斯波齐图尔”作为历史机构的彻底终结。 - 遗产延续: 1. 密码战遗产:其破译经验奠定了战后波兰密码学的基础; 2. 机构传承:冷战后波兰重建的军事情报机构(如波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局),在组织架构上继承了二处的部分传统。